东方网记者熊芳雨8月20日报道：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文学创作之路由诗歌开始，直到30岁时阿来的写作从诗歌转向小说，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。今年上海书展期间，阿来带来诗集《从梭磨河出发》，与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，评论家黄德海以及澎湃新闻记者罗昕来到思南文学之家，畅谈80年代诗歌热以及诗词对当下生活的意义。
八十年代的诗歌热
阿来的文学创作之路由诗歌开始，这也是阿来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独具语言和哲思魅力的缘由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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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自己写诗的起因，阿来分享：“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帮专业不同的年轻教师，他们都在写作，也经常互相评判。那时我经常读杜甫、苏轼，于是口出狂言说‘你们写的不好’，但他们不服气，我确实年轻好胜，就和他们打赌写了两首诗，确实比他们写得好，他们还帮我投稿，年轻人的虚荣心就得到了鼓励。”
程永新作为诗歌写作者也和读者讲述了八十年代的诗歌氛围：“那时候整个社会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，也是诗歌兴盛的年代，基本上人人会朗诵朦胧诗。我们学校的礼堂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诗会，每次都人满为患。当有同学写出好诗的时候，全校都会轰动。在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，我也读了很多诗歌，一直认为诗歌是离哲学最近的文学样式，诗歌也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。”
黄德海接着回忆了他学生时期和诗歌的缘分：“我上小学和初中时诗歌热的余温还在，我高中的时候会拿一本聂鲁达的诗集，每天背一首，也学着写了诗。”随后他分享了阅读《从梭磨河出发》这部诗集的感受：“我一下子回到了当时诗歌热的感觉。阿来的诗再往前追溯可以是李白，中国的诗有吟诵的传统。阿来诗中的意象可以和我们共振。抒情诗就是一种共振的传统，我要大家共享血脉里流淌的东西。虽然我们离开了八十年代，但读阿来的诗就会发现八十年代的余风犹在。”
把写作带向更广义的诗
在30岁时，阿来的写作从诗歌转向了小说，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《尘埃落定》。提及自己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的起因，阿来回答：“我的诗歌其实是一个游戏，但我没想到这个游戏把我带到了一个严肃的世界，那就是文学。我们年轻时在摸索不同的方向，这也是自己人生的可能性。当时，写诗的时候我也在写中短篇小说。1989年我出版了两本书，一本是诗集《梭磨河》，我就是喝梭磨河的水长大的，我就在那片有雪山、草地、森林的地方长大，这个地方也是我的出发点；另一本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。但我那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困惑，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作家？我认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自然有一种互相感知的关系，因此决定这辈子要严肃对待文学。于是我有4年一个字都没写，1994年我才开始写《尘埃落定》。”
程永新表示，阿来是自己的文学偶像。“阿来小说的语言非常漂亮，这和早年写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。”他还认为阿来是一位全能型选手，什么题材都能驾驭，“他的诗歌有着惠特曼的气质，小说的语言也非常准确，很多作家成名以后不愿意提起早期的作品，而阿来愿意把他的来路告诉读者，这是一种勇敢和自信的表现。其实还有很多从诗人转到了小说家，文学的门类其实是相通的，只要能表达对生活的看法，文学其实不分门类。”
黄德海从批评家的角度出发，指出阿来的文学思维和语言与他的诗歌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：“诗歌可以被看成阿来的阑尾，阑尾其实包括了身上所有的干细胞，是基因库。阿来的诗歌包含着他所有的文学基因。阿来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基因。
分享会期间，阿来还为观众朗读了自己的诗歌——《抚摸蔚蓝面庞》《如何面对一片荒原》。
读诗有答案吗？
主持人罗昕向各位嘉宾提问：“很多人的学生时代结束之后好像就离诗歌越来越远了，也许是因为‘读不懂’对诗歌产生了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？一首诗是否有它的标准答案？”
程永新表示：“当时我们看不懂的朦胧诗，现在看来也没那么难，读诗需要语境。有些诗人的诗很晦涩，例如特朗斯特罗姆，但我认为读自己能读懂的部分就好了。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否强盛，和文化强盛是有关的。增加诗歌的教育和科普，对未来只有好处。”
黄德海补充：“如果一个人不懂诗歌，其实是非常遗憾的。”随后还以《从梭磨河出发》中的诗歌举例，和读者分享如何来读诗和理解诗，告诉读者要克服“阿来根据自己的经验坦言：“我们的文学要为普罗大众服务。但理解诗歌是有门槛的，所以需要教育。但很多诗歌教育会伴随着把诗歌翻译成白话文的方式，不是说翻译不出诗歌的意思，而是翻译成白话文后会损失原有的诗意。不懂诗就要去把它弄懂，弄懂了就产生了学问。大众审美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标志，也是文明建成的标志。”
关于诗歌创作，嘉宾也有着自己的标准，黄德海强调：“第一个层面是判断这首诗是否空洞、乏味和过于浅白；第二个层面是能否从这首诗里看到一个刻画自己的诗人；第三个层面是看这首诗是否点亮了自己心中的暗角。”程永新也认为：“我是跟随个人趣味读诗，我注意到阿来的诗中出现最多的词是‘祖先’，这说明他的诗歌有它的来路和传统，而且是通过唯美的手段表达的，这就是我的标准。”